你可能从未看过这部系列电影，却肯定听过它的名字。作为科幻影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之一，《星球大战》（Star Wars）为我们讲述了那个“很久很久以前，发生在遥远银河系”（A Long Time Ago, in a Galaxy Far, Far Away）的故事。这段传奇如此久远，却又和我们逝去的历史、当下的时空、未来的可能发生联结。那种疏离般的亲切感让观者体悟到现实社会的温度，理想实现的艰辛，人性深处的脆弱、直面困局的勇气……它的故事像童话般天真，又如史诗式壮阔；故事中的角色似凡人般寻常，也如神祇般伟大。《星球大战》与人们生活的时空、人类文明的历史、人间灿烂的文化息息相关，让观者在现实的疏离、冷漠、隔膜之中，依然保留那颗理想主义的初心，探寻世界深处那份独属自己的精神家园。
《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古古》今日正式在内地公映
一、银河系的“中心-外围”“主体-他者”
《星球大战》将人类悠久的历史、深邃的哲学、灿烂的文化以多元艺术形式呈现。尽管星战作为西方当代流行文化的代表、文化工业的典范、消费时代的翘楚、景观社会的奇观……它的精神内核却与古典时期紧密相连——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化、资本主义伦理与精神（西方文明）蕴含其中，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非西方文明）同样蕴藏其间。世界近代（即拜占庭帝国覆灭及地理大发现后，亦即殖民时代的到来）以来，全球渐趋分化为“中心国家”和“外围世界”。作为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文化熏陶下的文艺创作，《星球大战》的故事中，也有类似的文明区隔。整个星战传奇，作为太空版的“荷马史诗”，将地球文明的演进娓娓道来……
历史上的殖民运动形塑了西方与东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主体-他者”二元结构，这一观念不仅存在于征服者心中，也映照进屈服者心间。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将欧美视为世界中心，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专著《东方学》（Orientalism）中指出，“近东”“中东”“远东”这些概念是以欧罗巴为参照，从欧洲中心的视角定义欧亚大陆。这种西方（基督教）文明宏大叙事通过海外扩张、全球殖民化身世界“共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西方主流历史叙事构建起全球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经济制度（自由贸易）、文化传统（天主教-新教文明）。
欧洲中心主义以进步观为宗旨，以自身正面、积极、先进的“主体”形象，成为“他者”及万物的“尺度”。《星球大战》中也有类似理念的表达——《星球大战前传1：幽灵的威胁》（Star Wars Episode I: The Phantom Menace）中银河共和国参议员帕德梅·阿米达拉（Padmé Amidala）造访外环塔图因星（Tatooine）时，不可思议当地实行的奴隶贸易制度——共和国体制在这里是正面、官方、普世的象征，这种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叙事逻辑，让共和国的精英们无法理解“不文明”“未开化”“野蛮”“落后”世界（星球）的存在——如同历史上欧洲殖民者发现“新大陆”后，对“他者”“客体”文化的偏见——“主体-他者”的划分把西方文明视为主导、进步、文明的“中心”，东方国家则是顺从、落后、野蛮的“他者”。
欧洲人将自己的扩张视为“天意”（神的旨意），旨在救赎其他文明中的人们。因此，殖民者跨越重洋，在极其恶劣的运输条件下，将非洲黑奴运至北美、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便不足为奇。黑奴贸易与西方现代化息息相关（黑奴贸易不仅涉及非洲与美洲的关系，也隐喻美国南北战争前北方和南方的关系），殖民者收获了原料、黄金和市场……掠夺了大量金银财富。众多黑奴则背井离乡，不仅肉体上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内心深处也镌刻下灵魂的伤疤（巧合的是，2015年，《星球大战》导演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他把自己的卢卡斯电影公司（Lucasfilm Ltd.）和星战IP卖给迪士尼，是卖给了白人奴隶贩子）。“主体-他者”的区隔不仅在殖民时代制定了不利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规则，后殖民时期，这些国家依然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全球北方国家平起平坐……“政治的渗透”“经济的依附”“文化的殖民”“精神的同化”令南方国家在国际语境中，无法以自身为主体言说，在族群、身份、文化认同方面，他们依旧处于无根漂泊、无处留守、无所适从的境地……
《星球大战》把人类文明中的“主体-他者”“中心-外围”关系映照于星战宇宙之中。银河共和国首府科洛桑星（Coruscant）作为“主体”“中心”，它象征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巅峰，这里是共和国政治、经济、金融的核心。
人类文明中，城市的建设已有千余年悠久的历史，然而欧洲工业革命后，都市才真正登上世界经济发展舞台的中央，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中枢。《幽灵的威胁》中，当飞船莅临科洛桑时，驾驶员如此描述这座星球——“科洛桑，整座星球就是一座大都市。”（Coruscant, the Entire Planet is One Big City.）。
城市社会学告诉我们，都市权力结构、社会阶层分布呈现在空间布局中。科洛桑表面光鲜亮丽、繁华似锦，与这座星球的名字如出一辙（“Coruscant”源于古拉丁语“Coruscāre”，本意为“发光、闪光”），然而光彩夺目的表象下，是不堪入目、腐化堕落、利欲熏心的官僚集团、议员代表、商贸巨头、各界名流……他们居住在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内，日夜运筹帷幄，歌舞升平；而暗无天日的地下世界中，游走着帮派贫民、走私犯、毒品犯乃至芸芸众生，因此，这是一座“折叠”的星球城市。科洛桑如同古罗马时期的帝都罗马一样，作为星系的政治和商贸枢纽，遍布星球乃至星系的“商道丝路”（就像“条条大路通罗马”那般），让银河各地的权贵精英、富商巨贾在这座奢靡之城锦衣玉食、挥金如土，也令银河各处、各个阶层的普罗大众来到这里探寻机遇、寻觅可能……
科洛桑不仅是银河共和国政治、经济、金融中心，更是文化、学术、艺术殿堂。这里不仅如同纽约、东京、香港这些现代赛博都市那般，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建筑雕塑前卫多元、当代艺术琳琅满目……它更像是历史中古巴比伦城、罗马城、元大都在银河的映照，荟萃着星系各处璀璨的文化——银河博物馆、科洛桑大学、绝地档案馆，这些机构恰似希腊化时期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中世纪的教堂、修道院、古典大学，中国古代太学、国子学那样，将万千年银河文明的华彩文脉延续至今。
科洛桑是银河共和国的核心，与外环星球大相径庭。作为1977年上映的电影《星球大战》（由于后来拍摄前传，这部影片的名字被改为《星球大战4：新希望》（Star Wars Episode IV: A New Hope），后文简称《新希望》）开篇出现的行星，塔图因星坐落于银河外环，作为环绕双星系统运行的星球，塔图因地表被茫茫沙海覆盖，干燥异常，不利于生物繁衍和人们居住（以地球人类标准来看）。此外，这座星球的政治制度也非议会共和制，而是原始奴隶制——赌博欺诈、奴隶贸易在此处肆无忌惮；另一个代表性星球是《幽灵的威胁》中的那卜星（Naboo），该行星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在开明君主王权治下，信奉和平的那卜人类与原住民冈根人（Gungan）长久以来相安无事。显而易见，这些星球仿佛人类文明中的“外围”国家，它们与科洛桑一道，构成星战宇宙中的“主体-他者”二元结构。
星战前传三部曲中，贸易争端引发了克隆战争（The Clone Wars），这似乎是在影射近代以来，西方世界通过贸易纠纷、殖民运动、侵略战争所进行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星球大战前传2：克隆人的进攻》（Star Wars Episode II: Attack of the Clones）中分离主义分子召开秘密会议，与会方是杜库伯爵与他的同盟者银行协会（The Banking Clan）、贸易联盟（Trade Federation）、科技行会（Techno Union）。不难看出，分离主义分子蕴含西方工商业殖民主义者的影子。而这部影片结尾，当杜库伯爵返回科洛桑拜见达斯·西迪厄斯（Darth Sidious）（又名希夫·帕尔帕廷（Sheev Palpatine），即后来的银河第一帝国皇帝）时，他乘坐的飞船驶往首府边缘的重工业区，这里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工业文明的末日景象让观者不寒而栗，这仿佛是在影射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利欲熏心，在金融资本、科技巨头、军工集团的协助，强权政治的驱动，利益诱惑的驱使，欲望膨胀的驱唤下，帝国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代联翩而至，星战宇宙中银河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刻，人民背井离乡，信仰逐渐崩塌、社会日渐撕裂、原力日趋失衡……
二、星战宇宙的“革命之路”与“平庸之恶”
仿佛人类历史那般，星战宇宙也呈现帝国统治时期，不同星球人民反抗暴政压迫的革命运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星系各处此起彼伏。《星球大战》衍生影片《侠盗一号》（Rogue One）、剧集《安多》（第一季、第二季）（Andor Season 1, Season 2)展现了银河系革命爆发前，普罗大众的现实处境——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反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爆发，进而形成势如破竹的革命浪潮——历史上玻利瓦尔、科斯蒂亚等领导的南美解放运动、华盛顿、杰弗逊、汉密尔顿等美国国父开展的北美独立战争，反抗王权压迫的法国大革命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为先导，席卷20世纪60年代的亚非拉殖民地解放运动——这些革命代表着深受压迫的殖民地赤贫民众，以及欧美中下层人民内心深处的彷徨、无奈和呐喊，他们终将走上街头暴力革命。
《侠盗一号》和《安多》以普通人视角叙事，人民史观取代精英史观，大众成为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并从不同侧面诠释了《星球大战》一以贯之的主题——那些从未设想自己成为英雄的人最终踏上了革命、英雄之路。《安多》剧中群像刻画得有血有肉，人物的善与恶并非脸谱化的黑白分明，黑暗和光明往往只有一念之间，大同理想与恐怖统治也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如钟摆那般，过犹不及，物极必反。革命引发的暴力、暴动、暴行有可能反噬自身，将未尽的理想堙灭于嗜血的对抗之中。《安多》中展现出凡人的猜忌、动摇与舍己，体制的异化、压迫和疏离，人性的卑微、矛盾与光辉，意志的脆弱、决绝和坚韧，苦难的无视、嘲讽与悲悯、压迫的无情、冷酷和邪恶、革命的残酷、流血与牺牲……人物群像的刻画让思想批判和情感共鸣从观者内心油然而生，现实主义的故事由此呼之欲出。
政治博弈演变为星球战争，外部的大战实则是内部腐化的缩影——挑拨离间、仇恨猜疑、撕裂极化、冲突纷争、腐朽堕落……这些原力的“阴暗面”一步步解构、腐化、蚕食着理想主义、和平主义信守的诺言、精神和价值，人们已不再相信所谓的宏大叙事，而是在身边的现实中体悟到残酷的存在，这正是银河共和国末期的情景。与此同时，和《安多》剧集遥相呼应，星战前传三部曲中，绝地教团（Jedi Order）也不再以绝对光明的形象示人——正传三部曲中绝地组织是以正面、积极、进步面貌昭示天下，浪漫主义、正邪分明的叙事在前传这里转变为命运悲剧色彩浓郁的现实主义基调。星战电影、小说、动漫、游戏……构成的衍生宇宙（EU，Expand Universe）中，不计其数的理想主义者堕入黑暗深渊——杜库伯爵（Count Dooku）与安纳金·天行者（Anakin Skywalker）二人起初都是理想主义的化身——杜库青年时是政治理想主义者，对共和国的现实问题，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而不是信奉僵化的教条，因此同绝地长老会持有许多不尽相同的看法，而安纳金更是从孩童时代起，便珍视身边的芸芸众生，他关心具体的人，而不是关于人的抽象的概念。理想主义者的悲天悯人与恻隐之心，往往对现实的黑暗无法视而不见，也对普遍存在的不公报以更大的不平。然而在动荡的时势面前，他们可能会受到黑暗面的挑拨、离间、扭曲与诱惑，继而坠入无尽的深渊。
人类历史上，德国“候鸟运动”时期的进步青年便是例证。这些年轻人曾对启蒙、工业、理性时代到来后，封闭、压抑、疏离的社会环境进行批判，然而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战败赔款、民生凋敝、经济崩盘的接踵而至，这些理想主义者最终无上尊崇权倾天下的元首——希特勒。《星球大战前传3：西斯的复仇》（Star Wars Episode III: Revenge of the Sith）中帕尔帕廷的登基重现了希特勒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国“意志的胜利”，同时也再现凯撒式、屋大维般大权独揽的“荣耀与荣誉”。欣赏过星战的观者都知道，理想主义者杜库和安纳金先后成为皇帝独揽大权的“左膀右臂”。
《西斯的复仇》中，杜库被安纳金弑命后，他曾经的同盟者——分离主义分子在格里菲斯将军（General Grievous）的带领下，来到外环星球尤塔帕（Utapau），该行星命名与英语“乌托邦”（Utopia）一词拼写相似。不难看出，“乌托邦”式理想社会建立的未竟，不仅呼应着电影中政治制度的剧变，也与宿命多舛的悲剧人物息息相关，它预示着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包括安纳金、杜库等人物）在政治极化、分裂加剧、干戈四起、生死存亡的现实面前孤掌难鸣，终将撕裂堕落的现实，“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英雄人物的堕落让观者唏嘘不已，帝制也最终取代共和制，奴役、监控、压迫治下的民众。《安多》剧集展现了帝国庞大官僚系统的“平庸之恶”、政治势力的相互倾轧乃至个体“异化”于体制之中，终将泯灭自身的悲剧历程。渺小的自我被吞进庞大的“利维坦”巨兽之口，与宫崎骏动漫作品《千与千寻》中“无脸人”相似，能剧面具般的“无脸人”是被金钱“异化”的会社（公司）人，而帝国官员则为权力至上的体制解构、解离和解体，他们化身“利维坦”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最终泯灭掉自身人格、人性与人道。帝国宣传叙事令他们笃信所谓的真理，现实大众的痛楚与悲鸣则让他们怀疑自己良知所在，最终撕裂在这种巨大的矛盾之中。《安多》剧集解构了现代科层制、官僚制内的规训与惩罚，观者通过这部剧集进一步思考作品背后的深刻价值与意义。
三、星系之光：“古典文明”的“文艺复兴”
银河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如同绝地大师（Jedi Master）欧比旺·肯诺比（Obi-Wan Kenobi）在《新希望》中描述的那样，是更文明的时期。这同地球人类文明遥相呼应——各国古老的前现代文化未必是愚昧、落后、野蛮和未开化的象征。那一时期的思想、智慧与理念，启蒙了今日的人类，同时也在《星球大战》系列作品中得以演绎。
《星球大战》仿佛古典文明的“文艺复兴”，不仅蕴含前现代欧洲文明的灿烂历史，也蕴藏西方世界之外其他文明的悠久文化。星战前传三部曲中安纳金的宿命人生一如古希腊悲剧那般，仿佛俄狄浦斯、美狄亚命运多舛历程的再现，又如基督教经典中天选之子（The Chosen One）预言的再临；古罗马时期万神殿、凯旋门等建筑、雕塑的美学风格，诸如（古希腊、古罗马）柱式、拱门、穹顶，以和谐的比例、对称的构造、崇高的形式，通过那卜希德王宫呈现于世人面前；《幽灵的威胁》《克隆人的进攻》曾取景意大利科莫湖、卡塞塔皇宫及西班牙塞维利亚广场，这些融合古典主义、巴洛克、哥特式及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雕塑和府邸不仅重现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格调，同时也象征着星战对欧洲古典艺术的致敬；吉奥诺西斯角斗场、塔图因飞车大赛与古罗马斗兽场、《宾虚》中的赛马竞技一样，隐喻着罗马帝国后期从皇室、权贵到贫民对暴力血腥的无尽向往，人们嗜血如命、腐化堕落。
星战还展现着西方世界之外其他文明璀璨的文化——那卜星中的那卜（Naboo），古巴比伦语有“智慧”之意，象征着星战宇宙中古代文明的价值与意义；动画剧集《星球大战：克隆人战争》（Star Wars：Clone Wars）里的重要角色阿索卡（Ahsoka），其名源于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预示着安纳金的爱徒不尽平凡的人生；《幽灵的威胁》中冈根人祭神仪式的雕塑，则有着美洲阿兹特克、玛雅、印加文明的影子；塔图因星上贾瓦人（Jawa）的语言同非洲祖鲁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明的多样性在这里体现的一览无余；穆斯塔法星（Mustafar）末日火山的岩浆，不仅是基督教中万劫不复的地狱隐喻，这个阿拉伯语单词同时也蕴含“预言”“天选之人”之意，以上几层含义的复合预示着天选之子安纳金最终的命运——预言中原力的平衡者终将坠入黑暗面茫茫的深渊，化身堕落天使路西法般的存在。
《星球大战》中主角的名字也同人类古代语言有关——安纳金（Anakin）来自古希腊语Ananke一词，象征不可违逆的宿命；他的妻子——帕德梅（Padmé）一名则源于古印度梵语，寓意莲花，是纯洁、智慧与神圣的写照；达斯·维徳（Darth Vader）、达斯·西迪厄斯（Darth Sidious）中Darth为Dark（黑暗）和Death（死亡）的合体，Vader在原始印欧语词根中有“父亲”之意，而Sidious则来源于古拉丁语 insidiosus，意思是“潜伏的、阴险的”。安纳金（及随后的维德）与帕德梅二者角色之名隐喻着两人悲剧的命运，以及星系动荡的沉浮。她们结合诞生的孪生兄妹卢克和莱雅，二人名字也蕴含寓意——卢克（Luke）源于古拉丁语，意味着“光”（新柏拉图主义中，基督教中“光”的意象与上帝相关），莱雅（Leia）一名则可能深受古希伯来语、古波斯语影响，其含义是与“光”对应的“暗（夜天使）”。“暗”并不预示莱雅是原力（The Force）黑暗面的化身，星战对性别的解读与阴阳哲学的诠释如出一辙——阴（Yin）与阳（Yang）（象征女性和男性）相互平衡（平等）。这种哲学理念还用于阐释原力，该神秘力量的二元性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相互依存、平衡和转化，星战世界观、宇宙观中的原力也被赋予“道”的意蕴，它既是世间万物的本源，又是芸芸众生的归宿。
星战还蕴含其他东方文明的意象：尤达大师的睿智蕴藏禅宗（Zen)哲学的智慧；那卜星女王的礼服设计则借鉴蒙古、满清以及日本服装美学元素；达斯·维徳头盔的灵感来源于大和武士（Samurai）的兜鍪；阿米达拉女王（Queen Amidala）的妆容（在银河共和国首府参加议会辩论时）则借鉴了艺伎（Geisha）的造型；达斯·摩尔（Darth Maul）的面部化妆则参考了歌舞伎（Kabuki）的脸谱……
《星球大战》中“绝地教团”中的“绝地”（Jedi）源于日语词汇“时代”（時代，罗马音：Jidai），隐喻该系列创作不但是一部纵横星系的英雄史诗，更是一则传承万载的历史传奇。“绝地武士”的原型和信条与中国古代少林寺僧侣息息相关，亦同欧洲中世纪近千年禁欲主义宗教精神异曲同工。绝地是哲学的思辨者、知识的传承者、文化的继承者、和平的守卫者，他们心怀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的德行和品质，恰似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著作《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描绘的哲人、护国者那般，运用“原力”这种超脱于物质、精神之上的超现实力量（如同少林寺僧侣使用“气”这种神秘力量（“原力”和“气”既有哲学意义上精神指引的价值，也会对现实中物理状态进行改变）），守护共和国的和平与安宁。
《星球大战》的故事不仅在文本、内容与主题上蕴含不同文明的象征，其展现的形式、风格与格调也蕴藏思想、艺术、美学上的追求。星战正传三部曲和前传三部曲中，光影叙事犹如巴赫所作的复调乐曲那般，恰似诗歌的韵脚与伏笔，借助文本视觉化、形象化、聚像化的人物塑造、场景构建、造型刻画，通过视觉构图中相异的朝向、相近的行动、相似的调度，进而象征安纳金和卢克，帕德梅与莱雅迥然相异的人生宿命与英雄之旅，以及银河共和国和银河帝国历史进程的轮替、沉浮和波澜。它还借鉴宗教色彩浓郁的古典绘画。《西斯的复仇》里安纳金在穆斯塔法的末日决战中，与欧比王决斗时的面部表情借鉴了法国画家亚历山大·卡巴内尔的《堕落天使》，这预示着安纳金终将从圣洁无暇的天使化身堕落为撒旦般的地狱使者。此外，星战中的许多画面构图还参考了古斯塔夫·多雷的宗教版画。
视觉语言同音乐叙事一道，将神话般的传奇历程演绎成史诗般的命运交响——古典时代的兵戎相见、乱世纷争移步于外层太空的浩渺苍穹、广袤银河之中，在瓦格纳式浪漫、激荡、唯美的旋律烘托下，犹如霍尔斯特《行星》组曲描绘的星际冒险那般拉开太空歌剧的恢弘帷幕。
星战前传安纳金与帕德梅的爱情主题“穿越星空”（Across the Stars: Love Theme from Star Wars Episode II: Attack of the Clones）中蕴含着正传卢克主题和莱雅主题的动机，乐曲旋律的起伏跌宕寓言着天选之子安纳金命运的多舛、爱情的悲剧乃至星系的剧变，隐喻着未来诞生的双子星将传承天行者家族的血脉，最终救赎父亲、重建共和、化身回归和平的“新的希望”（A New Hope）；前传《幽灵的威胁》结尾的胜利之曲与正传《绝地归来》中的皇帝主题有着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却分享着类似的旋律音阶，将银河共和国覆灭为帝制的历史进程暗喻其中——胜利时分的欢庆恰是共和覆没的起始；命运决斗（Duel of the Fate）和英雄之战（Battle of the Heroes）也蕴含相似的乐理构成——原力的失衡、英雄的堕落、宿命的轮回在这一组交响曲中演绎的淋漓尽致；而安纳金的死亡（达斯·维德的诞生）、帕德梅的辞世与奎刚·金的殒命也有着相似的奏鸣，帝国进行曲（达斯·维德主题）、原力主题（卢克主题）和安纳金主题则蕴藏异曲同工的弦外之音，让欣赏者体悟到天行者家族冥冥之中平衡原力的历史召唤以及人格化的神祇象征（“天选之子”的叙事在许多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明中有所体现，在许多西方流行文化作品诸如《指环王》《纳尼亚传奇》《哈利·波特》……中有所体现）。瓦格纳式的史诗序曲、古典主义的音乐美学，太空歌剧的交响诗篇，最终让《星球大战》的配乐同诸多古典音乐一道，化作生生不息、世间永恒的文明之音……
西方艺术体系中，音乐与建筑有着同音共律的美学内核——“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印证了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相结合蕴含的巨大张力与情感意义。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将所见和所闻、时间与空间、动态和静态、内容与形式相融合，《星球大战》系列作为联结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旷世之作，不仅在影史中留下清名，也定将在人类文化史中镌刻下自己的印迹，千载相传，永驻世间…
作者：刘青（stay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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